每個人都有屬於他的地獄。身處其中面對無差別攻擊、失蹤，以及被自殺的消息，我們慢慢也體驗到曾經於我們遙遠而不可知的「白色恐怖」。現實世界又比電影發生的事更超現實，經歷了香港這幾個月來的變化，不禁要問，為何還要進場自討沒趣？銀幕上的事太簡單太分明，如夢醒一樣快快忘卻，現實卻又無法一覺醒來回到我們以前熟悉的世界。
方芮欣也面對她的地獄，驚醒後不久發現面目全非的學校，狂風驟雨無法離開，連平常路過的路都被冲斷，與一同被困的學弟魏仲廷探路，忘記了何時被困，眼看着靈體飄移無法阻擋，又不知眼前是活路還是死路。《返校》的開場像一般典型的恐怖電影，把玩仿哥德式的場景，經歷未知所帶來的陰森恐怖，但帶着驚慄電影的期待難免會讓人失望，除了幾下突兀的跳剪帶來驚嚇感，校園內遊蕩的沒有五官的魍魎，還有面目猙獰的鬼差密密經過，電影很快就提前打開結局，將原本隱藏至深的謎底和曖味氛圍一掃而空。
觸及台灣「白色恐怖」歷史？
有玩過原作的人也知道，整個遊戲體驗源自女主角方芮欣內心糾結的投射，是一張陰鬱心靈地圖，遊戲並沒有解釋各種謎團，例如在放映室播放的人頭影像，還是課室裏時不時出現的字句，遊戲玩家操控女主角，在無意識下走到真相的邊緣，但電影似乎急不及待要打開所有，要求事事來一套完整答案。
導演徐漢強與編劇傅凱羚和簡士耕將故事的因果關係分成4段時序穿插不一的段落，再以剝洋葱方法把男女主角，還有在校園內發生的事的前因後果一掘再掘，電影觸及的並非「白色恐怖」，而是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自責和罪疚，偶然的自私從而引誘過分敏銳的極權機器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，打壓學生老師的情境如上演《1984》，但這真的反映「白色恐怖」的景象？
在校園內的秘密角落裏，陽光意料之外般燦爛，兩位年輕老師帶領幾位學生翻閱當年的禁書，學生們也小心翼翼將禁書抄寫，但讓我好奇的是，為什麼他們手上拿着的是泰戈爾、屠格涅夫和廚川白村等作家的文學作品，而不是馬克思、殷海光，甚至是陳映真？根據研究台灣禁書的學者們解釋，不少被禁的翻譯書，真正被禁的並非該書作者，而是為它翻譯的作家和翻譯家們，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，出版社都以改名方式讓著作流通。但魯迅是完全禁絕的，他在世時抨擊國民政府，以至蔣介石時期他是被禁絕的「佛地魔」，得知此段歷史又怎能接受「魯迅」兩字在廚川白村旁，大模斯樣出現在書本（和銀幕）上？
抽空了複雜的政治議題
長大後已成中年人的學弟，在即將改建的校園內，尋回老師的筆記本，筆記本上寫着「致自由」，表面涉及政治和轉型正義，卻又取巧地避開了政治議題，以及啟動恐怖氣氛的機器是如何運作，最終，故事淪為人物之間偶然的犯錯，情感失落引致的悲劇，忽視了當年冷戰背景，又硬生生將「致自由」這看來高舉民主的口號來填補，事實是非常安全地抽空了「白色恐怖」下的複雜肌理。
也沒有誰說創作者不可以架空或更改歷史，你看塔倫天奴的《從前，有個荷里活》，不是讓莎朗．蒂最後好好地活着嗎？但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發生的，讓電影的「可能」去質問歷史和現實，是一種狡猾的玩弄。我們可以視《返校》為近年針對年輕人的反烏托邦電影，同樣帶着反抗極權之態的荷李活電影，每個角色都為了得到自由、生存而戰鬥，《返校》是這一系列變奏曲，不能說它沒有的態度，只不過顯淺得經不起推敲。
作為話題，《返校》是成功的，超越《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》成為近年最賣座本土電影，更有銀幕外的推波助瀾。過去台灣的商業製作電影鮮少有觸及「白色恐怖」，1990年代出現了幾部關於那時期的電影，如侯孝賢的《好男好女》和萬仁的《超級大國民》等，也刻劃過受害者。萬仁的作品直接描述男主角因參與讀書會而遭判處無期徒刑，到出獄後依然愧疚害死好友與妻子的心路歷程；侯孝賢就以現代人目光詮釋真實受害者鍾浩東及其妻蔣碧玉的故事。
既想回應歷史卻「去歷史」
戒嚴時期的台灣電影，意識形態要正確，說着字正腔圓的國語，而在官方掌控的環境下，愛情電影成為了銀幕下年輕觀眾心聲，他們反抗上一代的無知，主角們流露對追求自主、自由的欲望。雖然，如今這批愛情故事（如改編瓊瑤的小說）難免會讓人失笑，但反抗的意識有可能比《返校》更大。
但《返校》也正好觸及一整代被稱為「天然獨」的世代，對公敵國民黨的反感，忠誠的支持者又忍不住反對上映，「白色恐怖」時期的台灣就像「鄉愁」一樣，無論有沒有經歷過，當每天都高舉反攻大陸，這世界可能是簡單、單純、寧靜，信息量少，很多東西你看不見也不知道，有很多的「為什麼」又無法被回答，老師說的、課本上教的內容是不能被質疑的，年老一代變成服從的一群。電影是否喚醒了台灣人對「白色恐怖」的記憶，還是觸動了近年的政治創傷？說成打開理解台灣「白色恐怖」時期的大門， 要記的是什麼？要面對的傷痛是什麼？從此形成既想回應歷史卻「去歷史」的雙重弔詭。
「致自由」只是媚俗願景
電影中也不忘要你不能遺忘，方芮欣到最後選擇留下，要受傷學弟逃出校園，並要他記得，但究竟要他（和觀眾）記得什麼？更不要說電影煞有介事留下的「致自由」，耳朵立時傳來昆德拉最愛的一個字——「Kitsch」（媚俗）。
就是那位叫人「人與政權的鬥爭，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」的作家所說的。媚俗以一種哪怕違心，又矯揉造作的情緒控制人們，可以以正義和正確之名，要求大家必須在恰當的場合表達出恰當的情緒。它不在於控制你的思想，而在於控制情緒，要你動情，要你認同，所謂「致自由」當然是一個願景，而提到自由，大家要珍惜，會否阻塞了我們了解過去？現實真的是如此黑白分明？
與近來上映的《小丑》相近，觀眾撿拾畫面細微處，大寫特寫連結香港現况的關係，觀眾的聯想無可厚非，但書寫的人參與其中，當中的論點可以與電影本身並無關，似是發表感想更多於評論。《返校》的想像式「白色恐怖」描述也是如此，為其背書，解讀處處，但可以與銀幕上發生的任何事沒有關連。普遍對那段時間歷史欠缺認識的香港觀眾，當電影在12 月上映時，會引發怎樣的情緒和反應？
關於「白色恐怖」，《返校》並沒有提供更多，但直言極權的可怕，最多是反映後戒嚴時期台灣政治的想像式恐懼，當理所當然地「提醒」人們，要珍惜現在所擁有的自由，這是不是另一種散播恐懼的方法？文化學者李明璁接受BBC訪問談及戒嚴，以及戒嚴後的民主台灣時，認為現今台灣還未走出戒嚴時期的思想，往往「把不聽話的人隔絕」，分化成只有「好人壞人」等等。實現真正的自由、民主、平等，還有漫長的路要走。那《返校》期望觀眾珍惜的「自由」是否還未達到？